認識中國,法國思想界亟需補課

鄭若麟

法國歷史學家Christian Henriot（中文名安克強）不久前在《世界報》發表專欄文章，批評法國大學對中國研究不足，與21世紀中國所占據的地緣政治地位不相稱。這引起了法國學界的關注和中國國內中法關系研究圈的討論。

“渾渾噩噩”源自對華矛盾心態

安克強教授是知名中國近現代史專家，任教于法國里昂第二大學，其相關著作甚豐。他在文章中提及法國大作家馬爾羅在1967年就已經看到人類歷史發展遠景，認為“中國時代”已經到來。安克強在文中寫道:“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軍事和科技大國。面對中國在多重領域的崛起，我們有沒有進一步發展我們對中國的認知能力？我們有沒有使法國社會對中國的認識更深、信息更豐富？顯然沒有……”

安克強教授從歷史專業的角度出發，指出了兩點：一是法國大學機構只有中國語言和文學專家組成的中文系，而對中國歷史、社會、政治、科技和法律等其他領域的研究均甚為膚淺，研究人員嚴重不足；二是法國大學盡管一直在培養年輕的研究中國的學生，但是法國政府和社會卻沒有給這些研究者以必要的“出路”，導致他們當中除極少數外，大多數入一畢業就轉行或出國……導致的結果是法國作為一個歐洲大國，其大學和學術界居然對21世紀以來迅速發展的中國的認知,始終處于“渾渾噩噩”的狀態。

以筆者在法國幾十年工作和生活的親身經歷而言,安克強教授的批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的,而且這一現象在歐洲也極具代表性。深究一下我們會發現，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既有東西方歷史發展的必然，同時又是法國及歐洲政治精英所刻意構筑的一種局面。法國曾是世界第二大殖民主義帝國。對遠在東方的中國一向有著雙重心態:一方面總是“非常重視”——歷史上法國神父、漢學家Jean-Baptiste Du Halde（中文名杜赫德）是歐洲第一位出版《中華帝國全志》的作者;而當年戴高樂將軍領導的法國，也是西方國家中第一個與中國建立全面外交關系的大國。但另一方面，法國在實際中又總是與中國保持著某種若即若離的關系，我們也可以舉出一系列證明法國并不那么真的“看重中國”的例子……正如歐洲歌星甘斯布爾所唱的“我愛你……我又不愛你……”那樣。

法國從文化角度出發，確實非常重視中國。自18世紀以來，法國研究中國的學者主要集中在文字和文學領域。但是,中國的其他方面則不受董視。如今，安克強教授批評法國大學對中國的研究依然局限于語言和文學，這是與法國從政界到社會對中國其他領域的重視程度普遍不足相吻合的。

法國與中國沒有地緣政治矛盾，兩國既非盟友又非敵國，是位于歐亞大陸兩端的互不相干的兩個國家，這很可能是法國直到本世紀初一直對研究中國政治本身始終不夠重視的原因之一。

一條“負面看中國”的紅線

在法國，研究中國的年輕學生沒有“出路”的現象并非今天才出現占以《中國挑戰》一書的作者Lionel Vairon(中文名魏柳南）為例，這位中文與政治學雙博士不僅精通中國語言，而且對中國歷史、文化、政治、外交均有深刻了解，又是一位外交官。但這位“中國通”長期未能在涉及中國的外交領域發揮自己之所長。他進入法國外交部后先后在柬埔寨、老撾、泰國、伊拉克等國任外交官,始終沒有機會到中國或與中國有關的部門任職。直到他在外交部工作十幾年后回國，在大學兼任教授才有機會“業余”研究中國，撰寫出版多種有關中國的著作。

眼下，在法國學中文的年輕人非常多。中文語言考試也被列入法國中學會考的可選外語行列?？梢姺▏藢χ袊怯信d趣、愿意學習中文的。但學習中文且研究中國問題卻找不到“出路”的現象依然沒得到根本改變。據筆者了解，在研究中國政治的人士中，只有Paul Jean-Ortiz（中文名燕保羅）官至總統外事顧問（奧朗德政府時期），但也僅此一例而已。

法國雖然每年都會出版一些涉及中國話題的書籍，但如阿蘭?佩雷菲特于1972年所撰寫《當中國覺醒之時》這類影響力巨大的書籍，半個多世紀以來基本再也沒有出現過。談論中國、撰寫有關中國的書，已經日益成為“邊緣化”行為。為什么？因為中國影響變小了？事實恰恰相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為法國人對中國沒興趣了？實際是，今天試圖學著講中文的法國年輕一代正在創下歷史性數量。為什么對中國的研究反而在倒退？　這是一個碩大的、沒有答案的問號?；蛘哒f，答案很多、甚至是太多。

筆者找到的答案之一，是“政治正確”紅線所致。法國研究中國的專家人數稀少、機構不足的重要原因，是研究中國存在著一條“政治正確”的紅線,凡越過紅線者均不同程度地遭到排斥。

上個世紀末筆者還在法國擔任上?！段膮R報》常駐記者時，法國學術界、輿論界對中國已經存在這條“政治正確”紅線了。由于工作原因，筆者與法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接觸比較廣泛?？梢苑浅Ｇ逦乜吹?，只有“負面評論中國”的學者，才能夠得到法國輿論界的青睞，才能夠經常性地被邀請到媒體平臺談論中國。.而法國漢學家或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很多都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學習中文、研究中國的。當時中國正處于非常時期，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到中國的臺灣、香港等地區，甚至是日本學習中文。他們是否在政治上也受到影響，筆者不得而知。

他們對中國的“否定”主要來自于兩個片面觀點:一是中國并非“民主國家”;二是中國“不尊重人權”。這兩大“否定”必然導致一個結果，即必須“負面談論中國”。2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所（IRIS）所長帕斯卡爾?波尼法斯曾告訴筆者，“漢學家”瓦萊麗?尼凱在IRIS任職并主管中國和亞洲事務期間，曾在該所刊物上連續7年發文預測中國即將崩潰。問題是，這7年一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本世紀初一正是中國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波尼法斯怒極將其辭退。但她轉身又進入了另一家重要的研究機構,繼續做“中國問題專家”。如今,尼凱仍然是法國國內涉及中國問題時嗓門最大的（當然是反華的）專家。

負面精神資產別交給下一代

在這條“負面看中國”的紅線影響下，法國輿論和不少普通民眾對中國始終處于“只看樹木、不見森林”的非常片面的認知狀忐。然而，展示中國實際情況的新聞卻越來越正面居多。例如，中國運行空間站、中國大規模脫貧、中國電動汽車開始占據技術領先優勢……這些新聞都被有意識地忽略了。在這種大背景下,研究中國且只能從負面的角度進行研究，必然使得研究中國成為一種得失不成正比的事業。筆者在法國時就認識一批年輕的法國新一代“漢學家”。他們的共同感受是，在法國知識圈已經“無法客觀研究中國”。正因為研究中國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又受“政治正確”紅線的擠壓，導致法國研究中國問題從人員到機構均數量不足。

為什么法國輿論界堅持“負面看中國”呢？原因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對中國存在著一種恐懼感。這種恐懼感不是害怕中國會“入侵”法國，而恰恰是對中國的發展速度、前景、能力等無法正確認識、認清而導致的。一個簡單的事實是:法國曾是一個雄視全球的科技大國，現代法國“四大發明”一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高鐵、飛得最快的協和式客機、技術最先進的核電站和最早普及的民用互聯網Minitel——曾一度令全世界側目。但中國在改革開放幾十年后，已經在多個領域領憲于法國。中國發展超出法國的預期，是法國輿論界和知識界一些人產生焦慮、恐懼的因素之一。

法國和歐洲一些國家對于中國的迅猛發展，是懷著多重矛盾心態來看待的。他們既擔憂強大起來的中國會不會如同殖民主義時代的歐渺一樣，向外進行某種擴張；另一方面又擔憂自己的未來，會不會在諸多領域落后，處于被動的地位。在這種背景下，法國和歐洲一些政治精英產生了逃避心態　　不愿意直面現實的中國。研究中國的專家和機構的不足就變成了一件“好事”：寧可沒有研究人員，也不愿意看到太多的中國問題專家出現,特別是那些不再聽從他們“指揮棒”的“漢學家”。因為中國問題專家越多，“出軌”的可能性就越大，客觀介紹中國就會越來越多地影響公眾輿論Q如果另一個現實的、正面的中國出現在歐洲輿論圈的話,沖擊將會是巨大的。

因此法國這種現象不會在短時期內消失。不是學者沒有能力，而是一些人并不想認識一個真實的中國。歐洲其他一些國家亦是如此。這是一種心理因素在作怪。

面對這種現狀，我們不能以“見怪不怪”的心態視而不見。如果我們無所作為，那么下一代法國人、歐洲人就會維持“負面”“否定”的觀念來與中國打交道。這對中法關系、中歐關系今后的發展是不利的。我們不能將這種負面精神資產留給下一代。所以，我們必須大聲疾呼:安克強教授說得對，法國應該加強對中國的研究和認識，應該培養更多的“漢學家”——特別是能夠客觀認識中國的“漢學家”。唯此，中法之間、中歐之間才能更有效地發展互利合作關系。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ㄗ髡呤恰段膮R報》前駐法高級記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